1936年对蒋介石来说，留给他解决中共问题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一方面，他长期寄希望于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即将以自己的步步退让、日本人的步步紧逼而宣告破灭。此前，他曾告诫党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反言之，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而让他认识到“最后关头”已然来临的，正是他一直以来姑息纵容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就等于把蒋逼向了死角，诚如他所言：“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既然和平已经绝望，大战不可避免，那么，对他来说，中共问题断无拖延之理。因为他始终认定“攘外必先安内”。

另一方面，自1927年就与他分道扬镳的中共及其军队，已在其重重“围剿”、步步紧追之下，西进北上到达陕北。在蒋介石看来，此时的中共及其军队万里奔袭人困马乏，即使不是穷途末路，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他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心腹之患”。在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厉兵秣马准备由河南开赴陕甘参加“剿共”之后，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又亲赴西安，责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领悉数人马迅速开赴“进剿”前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直捣黄龙。正所谓“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兵精将广自然平添任性，他踌躇满志又志在必得。

然而，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意气昂藏的督战之旅，最终竟成了以身犯险的“兵谏惊梦”。对于这次兵谏，历史上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西安事变”，亦称 “丙子双十二事变”。“事变”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其令人猝不及防的“突然性”。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已是历史定论。但这一定论丝毫无损于中共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在促成张、杨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与其说张、杨的“兵谏”手段本身具有不为中共所知的“突然性”，毋宁说设法逼蒋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具有大势所趋的必然性。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运动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论及西安事变时只谈中共在事变发生后的种种斡旋，而鲜及其对事变爆发的影响是有失片面的。事实上，红军长征入陕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子。

因“痛”而醒：剿共内战陷死路

红军长征入陕首先体现为军事入陕。所不同者，在张学良看来，红军进入陕西乃是“赤匪”之“窜陕”，而在杨虎城看来，则是军事之“犯陕”。虽是一字之差，但意蕴深长，对张学良来说，红军是所谓“穷寇”“穷途”“穷徒”，是可以一击而垮，一击而溃者。对杨虎城来说，“我的地盘我做主”，“谁也别动我的锅盔牙子”，无论是东北军还是红军，都是不受待见的不速之客。

“醉过知酒浓，挨打方知疼”，真正让张、杨及其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领略共产党红军雄强战斗力并感受到锥心之痛的，恰在他们与红军真正交手之后。无论如何，入陕的红军是他们遇到的最难缠的“硬茬儿”。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威名扫地，身怀国仇家恨而不能报，还被国人冷眼相对恶语相加，可想而知当时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何其尴尬。东三省的丢失，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自然也难逃其咎，在被逼下野的压力之下，蒋介石索性玩起了丢卒保车，张学良也索性黑锅背到底，十分配合地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出国考察”，躲过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归国后的张学良率领他的东北军继续忍辱负重，被蒋介石从华北调到华中，再从华中调到西北，其剑锋所指只有一个，就是“进剿”红军，只不过由于红军长征而屡屡扑空，未建寸功。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后，张学良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从带兵人的角度分析，东北军盘马弯弓、以逸待劳，红军则万里长征、师疲马乏，中国古代兵法向以“劳师远征”为兵家大忌，以“以逸待劳”为取胜常道。况且红军连“劳师远征”尚不够格，简直就是“羸师远遁”，自己完全可以“张网以待”“守株待兔”。这些似乎都可以成为张学良足以轻视红军的理由。不料， 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 个月，经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丧失三个师，被击毙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 余人。作为一个统军将领，张学良深知带兵之难，带一支“弱兵”更难。然而正是这样一支被自己视为“弱兵”的对手在长途远征之际竟仍能保持如此强盛的战斗力，使自己这个“强者”一战而亏，再战而溃，张学良对红军这个对手的敬意开始潜滋暗长。

◆直罗镇战役中红军缴获的重机枪等武器。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109师，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的张学良，在会上备受冷遇。张学良要求补充损失的部队，蒋介石非但不予回应，反而注销了他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要求抚恤死亡将士，给死亡的两师长家属各抚恤10万元，亦遭蒋介石峻拒。由于战争的失败和得不到补充、抚恤，东北军官兵士气大为动摇。张学良曾叹息说：战争的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张学良认识到，随蒋“剿共”无出路，遂产生“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即联共的思想，张学良的抗日爱国之心随之更进一步增强。

“抗日，我们都有出路；内战，我们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

蒋介石首先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共产党，红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反击，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转变态度；随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这一系列事件依次展开。

因“觉”抗战求出路

红军长征不仅开启了军事上的陕西篇章，更在政治层面深入陕西。政治斗争是红军的根本基石和关键技能，构成了红军的显著优势。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后，在瓦窑堡党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同志提问：“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直至三皇五帝至今，历史上可曾有过如此壮丽的长征？”他的豪情壮志显露无遗。毛泽东强调：“长征即宣言书”，“向世界展示了红军的英雄形象。”“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围剿失败。”“长征亦为宣传队”，“若非此举，广大民众怎能迅速了解到世界上存在红军这样的力量呢？”毛泽东预见，“长征亦为播种机”，“在十一个省播撒了种子，它们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未来必有所收获”。若以政治工作的核心在于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敌人而言，长征与其说是一场重大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推进。

自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之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核心矛盾，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转变。在长征进行中，中共代表团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政党立即停止内斗，共同投入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这不正是红军所倡导的“大道理”的核心所在，也是当时党和红军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吗？明确了政治方向后，紧接着便是制定相应的政治策略。中共始终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和日益猖獗的侵略者，尽快结束内战成为唯一出路。然而，内战的始作俑者蒋介石却成为了阻碍抗日事业的“顽石”。面对这块“顽石”，放弃、对抗或联合都不现实，因为无论是斗争还是联合，都需要足够的“本钱”。正如毛泽东所言，“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然而，中共的斗争实践反复证明，即使力量不足，也可以通过明确的政治方向来弥补甚至超越。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亦称）。《八一宣言》）。

自《八一宣言》发布，激起政治界强烈共鸣后，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应运而生，抗日救亡的浪潮迅速覆盖了整个北平。这一运动不仅有效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而且为全国抗日运动的形成奠定了民意基础。次年2月17日，红军在尘埃未定之际重组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发布《东征宣言》，跨过黄河，向山西抗日前线进发。然而，因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阻挠，为了避免内战，保护抗日力量，先锋队不得不撤退。5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其中调整了“抗日反蒋”的立场，表示愿意与所有停止对红军进攻的武装力量停战和谈。这一通电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阎锡山也承认红军抗日主张的真诚，显示出这些宣言在国民党内部引起的强烈震动。5月5日的《通电》之后，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标志着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策略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自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旗帜，在北上的道路上不断呼吁，即便面临围追堵截的巨大威胁，也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坚定决心，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奋斗。他们的实际行动和牺牲精神，使人们确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民族大义的坚定捍卫者，赢得了包括国民党爱国将领在内的广泛认同，也使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逐渐孤立、受到质疑和瓦解。在中共《八一宣言》发布后，国民党开明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纷纷表示支持中共的主张。在党的政治引领下，各方力量日益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性，这是民族觉醒的体现。随着结束内战的共识日益明确，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紧迫问题。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坚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那么，这个可以利用的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如何把握和运用好这个环节？毛泽东对此似乎已有明确思路。

“乡民要让毛驴攀登坡道，有三种策略：先拉、再推、最后是鞭策。面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应当借鉴此法，他若不愿挺身而出，不愿拿起武器抗击日军，我们应如何应对？学习乡民的做法，通过拉拢与推动，若他不配合，便适当地施加压力。西安事变便是如此，适时的压力促使他走上了抗日战场。”此言一语中的，揭示了如何将蒋介石“推动”至抗日道路的关键。然而，要精准击中这一关键，还需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实施精准的政治协调和策略运用，而统一战线的工作无疑是决定性的策略。

义勇同仇

红军长征进入陕甘地区，亦标志着统战工作的深入。所谓统一战线，即指不同群体为了共同目标而形成的联合阵线。统一战线的成功与否，往往是对领导者政治格局、胆识、智慧以及政治手腕的综合考验。无疑，一旦统战工作取得成效，其所带来的成果将异常丰硕。

在陕西这片土地上，至今民间仍津津乐道着一出传统秦腔《三滴血》，剧情讲述一位昏庸官员“滴血认亲”断案的故事，其依据是“非亲之血，必不相融”。蒋介石亦曾以此类比，认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关系宛如那互不融合的“三滴血”，皆是“非冤家不聚首”。他意图操纵这三股势力，如同“二桃杀三士”、“一箭双雕”，即便三角关系可能稳固，但其破坏力亦不容小觑，他坚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蒋介石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西北，看似一石三鸟之策：

东北军作为失去地盘的实力派，调入陕西既为其找到了栖息之地，又授予其“剿匪”的光荣称号，这在道义上也显得正当。红军此时已显疲态，此功可谓赠予张学良，东北军岂能不感激涕零？而西北军作为本土势力，本就不愿离乡背井去对付红军，但在红军入侵其地后，杨虎城也绝不会轻易退让，这亦是其与红军多次交手的原因之一。不论地域、情感差异，利益面前，东北军与西北军合作的可能性远低于冲突，用东北军来制衡西北军，不失为一着妙棋。鉴于东北军急于立功，西北军急于守土，蒋介石便让这两支地方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与红军争斗，坐收渔翁之利。无疑，蒋介石将成为这场势力的最大受益者。

蒋介石的“一石三鸟”策略表面上看颇为诱人，似乎从各方利益出发的考量也颇具说服力。然而，他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利益与现实问题。对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中国而言，除了国共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嫡系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中华民族的存续与否已成为超越所有利益的核心关切。当个人与小团体的利益被提升至民族国家的层面，利益便演变为大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衡量一位合格政治家的首要准则。“顺应历史潮流”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并非虚言，而是政治家对时代的积极呼应，也是其政治伦理的底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虽是古训，但在那时更是凸显民族大义的警世恒言。

在民族大义面前，经过不懈的协商与奋斗，各方势力摒弃了个人纷争，共同追求公义，放弃小利，成就大义，汇聚成抵御外敌的强大力量。这正是我党和红军统战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而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正是党和红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历史经验。回顾历史，福建事变期间，我党在统战策略上曾犯下颠覆性的错误。1933年底，正当“围剿”与“反围剿”激烈之际，以十九路军为主力的福建事变爆发，导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受到重创。然而，由于当时“左”倾“关门主义”的盛行，福建事变最终失败，中共错失良机，被敌人各个击破，福建事变被镇压，苏区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教训惨痛。在反思中，我们深感痛心，这样的教训尤为深刻。直至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仍以蔡廷锴和福建事变为例，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强调要摒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将用鲜血换来的教训铭记于心。红军进入陕北后，立即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在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人南汉宸委派第十七路军驻北平的代表，将《八一宣言》呈送给了杨虎城。杨虎城对此表示了赞同的态度。附图展示了南汉宸在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时期的形象。

经过对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境遇和现状的深入估计与分析，毛泽东坚信：“环绕西北数省的军队中，并非皆属汉奸卖国贼，其中不乏怀揣爱国之志的仁人志士。若向他们揭示亡国灭种的灾难，向他们阐述联合救国的策略，并触动他们对汉奸卖国贼的愚蠢与危害的警觉，定能激发出许多愿意响应的勇士。”统战工作前景广阔，我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队的统战工作，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毛泽东、周恩来二人，针对国民党高级领导与军队将领，主要采取通过书信形式，唤起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敦促他们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此举措在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集体公开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阐明中共的政治立场，并表示愿意首先与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停火，携手抗敌。东北军的众多将士，深受家乡失陷的痛苦，普遍渴望回归故里，对战主张抗日的红军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这无疑对张学良及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产党胸怀宽广，知识丰富，不畏艰辛，心怀天下，难怪他们能立于天地之间。”东北籍的进步人士杜重远也向张学良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遣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晤张学良，商讨抗日合作事宜。4月9日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教堂秘密会面，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在互不侵犯、互相支援等问题上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表示：“你们在外面施加压力，我在里面进行劝说，我们一定能将蒋介石拉到抗日战线上来。”延安的会谈对于张学良选择与共产党携手抗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它也标志着东北军从内战转向联合抗日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再次派叶剑英以红军代表团团长身份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改造部队。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信张学良，重申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向蒋介石传达中共的立场。

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

红军与十七路军各自坚守原有防区，互不侵犯；并互派代表，加强联络；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红军的秘密交通站和运输站也得以顺利建立。

“我们愿意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不愿在内战中丧命，击毙一个日本鬼子荣耀祖宗，击毙一个中国人无颜见先人。”他们期望杨虎城能立刻领导他们抗击日本侵略者。

优待战俘并实施思想引导，是统一战线策略向基层拓展的关键步骤。对于被俘的东北军将士，红军始终以礼相待，绝不进行殴打、辱骂，亦不搜查其财物，视他们如同普通士兵，愿意回家的提供路费，愿意回归部队的则归还马匹和武器。即便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中，红军仍将上等食物分给战俘享用，将舒适的窑洞供他们居住。被俘的官兵们纷纷感慨：“若再与红军交战，便不再为人。”那些被释放归队的官兵回到部队后，纷纷热情地宣扬抗日统一战线的理念，犹如星星之火，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将士，他们纷纷表示不再愿意为内战作无谓的牺牲。党中央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直接联络的建立，正是对被俘军官实施优待政策的结果，而搭建这座桥梁的正是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后经过教育释放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达成与共产党抗日合作的协议后，尽管表面上仍须应对蒋介石的“剿匪”口号，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在秘密进行抗日的筹备工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然转变为红军的盟友。

“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行动来回答你们。”三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前夕的1936年10月27日，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人的陪同下，乘车离开常宁宫“行辕”，前往秦岭北麓的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上校以上军官发表“训话”，依旧滔滔不绝地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强调“剿共”的重要性，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服从命令，前往陕北前线“剿共”。这一命令立即遭到了受训官兵的强烈抵触。正是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违背了“举国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使得“兵谏”之事变成为必然，也使得他精心策划的第六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张学良在事变后的公开电文中表示，其发动事变的初衷在于促使蒋介石投身抗日事业，并敦促蒋介石“弥补过去的过失”。所谓的“过失”指的是什么？即“东北的失陷已超过五年，国家权益受损、领土日益缩小……所有国民无不痛心疾首……蒋介石委员长被少数小人所围，远离民众，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深重，我们张学良等人泣血进谏，却屡遭斥责……稍有同情心的人，谁能忍心做出这种事！我们张学良等人作为多年的战友，无法坐视不管，因此对蒋介石先生进行了最后的劝诫，保障他的安全，并促使他反思。”这充分体现了张学良对东北失去的深切悲痛，同时也揭示了蒋介石逼迫之急切。其言辞与中共的指导方针如此相似，亦彰显了中共统战政策强大的政治影响力。